《图碑证史：金元以来山陕水利社会新探》，张俊峰著，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198.00元
我一直认为张俊峰教授供职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是国内同类学术团体中最具活力、实力、向心力、竞争力的队伍之一；无论在管理体制、学术风格、团队结构，还是在资料积累、课题创设、研究成绩方面都是如此。张俊峰循着乔志强、行龙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山西脉络入门，先成长，再成熟，现已作为新一届中心掌门，带领着一帮雄心勃勃的青年才俊，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作为同行好友、忘年之交，看到张俊峰能在这样优质的学术平台上施展才华，我心里实在高兴。正因为如此，当张俊峰要我为他的新作《图碑证史：金元以来山陕水利社会新探》写点感想以作序言，当然就引为幸事，不敢也不愿推辞了。
首先会引起读者关注的，一定是“图碑证史”四字对于中国水利史研究的特殊意义。在学理上，“图碑证史”既不新也不僻，大体上可视为与“二重证据法”类似的一种资料使用形式，主要做法是收集整理某地水利碑刻的拓本、抄本、影像和实物，提取其中的图文信息，根据其反映的内容，对某地、某个（类）水利事件的有关细节和具体过程进行深入解读，在其他各类资料的配合下，发现新线索，解决新问题。随着石刻文化及社会史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全国级和省区级历代碑刻资料陆续结集、出版，如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989）、张正明等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2005、2007）、刘泽民主编《三晋石刻大全》（2015）等。不少学者发表的范围稍窄但水利专题更明确的成果，也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董竹山等编著《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2003）、李松等辑校《〈芍陂纪事〉校注暨芍陂史料汇编》（2016）、赵志宏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2019）、赵超著《黄河流域水利碑刻集成》（2021）、余丽萍等著《大理古代水利碑刻研究》（2017）、刘诗颖著《明清时期武威地区水利碑刻调查与研究》（2021）等，都以所收资料体现的较高专业水准得到了学界的好评。但是，能以跨省区中等时段为时空范围，能将专题性水利史研究明确框定在“水利图碑”基础上，以补某地区现有水利文献之不足的作品还很少见到，这就使这本著作具有了首创性和开创性意义。
其次，“首创”容易理解，“开创”则需具体说明，因为这层意义表现在作者对水利图碑这一资料形式本身的深入认识中。在他看来，“图碑”是“古代中国人在各自地域处理人水关系、进行资源分配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每一通水利图碑所承载的就是一个地域社会较长时段的发展历史……能够丰富并推动偏重以文字碑刻为核心史料的水利社会史研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修正某些研究结论”。之所以会对其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并不是由于图碑现存数量多和分布范围广，而是出于以下两个理由：一是水利图碑的出现和演变，反映了“从单纯强调文字描述到图文并茂、图文结合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资料品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二是图碑中的图像有助于研究者进行图文互证，因为“图像是历史的遗留，同时也记录着历史，是解读历史的重要证据。从图像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过去的影像，更能通过对影像的解读探索它们背后潜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种信息”，这就大大改善和丰富了现有的研究方法，“从以往比较侧重收集文字史料转移到注重图文资料尤其是图像资料的搜集……达到图像证史的目的”。虽然水利图碑之“图”能不能直接称之为“图像”还可以再斟酌（详下），但援“图碑”创意之显豁直达，以补“文碑”语意之烦琐暧昧，并用此法贯穿全书各章各节，则罕见先例。其得其失，亦为同侪观瞻所系。
再次，作者从众多的水利碑刻资料中关注“图碑”这一类别，是在对中国水利研究学术史进行宏观把握、从而深刻认识了“图碑”所具特殊地位后得出的结论。所谓宏观把握，具体表现在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研究三个时代所用资料及所达目标的类型梳理。在1949-1989年的第一个时代，主要使用正规资料，即正史中的河渠书、沟洫志、水利志，历代一统志、省府县志中的水利记，以及与治水、水工直接相关的专志，所达目标是对全国各地水利工程、水利事业、水利技术和江河湖泊在人类干预下发生演变的历史进行综合性整理。在1990-2010年的第二个时代，展开了类型学指引下的区域性水利社会史研究，推出以《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共四集）为代表的一系列区域性水利文献和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2010年以来的第三个时代，整理出版了各地的水利碑刻、水渠图册、水利契约、水案判例、渔民文书等反映问题更复杂、剖析案件更细致、牵涉层面更多样的水利文献，引起国际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应用。随着区域性和跨域性水利社会研究的推进，以山陕型、关中型、华北型、水网型、泉域型、库域型、围垸型、集权型为代表的中国水利社会中层理论的积累，也达到“有可能为全人类提供一个中国范式和中国经验”的高度。然而作者认为，上述三个研究时代尽管成就斐然，但在主体资料的选用上还存在某些共同的缺陷，其中最主要一项，就是“对于那些雕刻在石碑之上，与所在区域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广为某一地域民众熟知的水利图碑的史料价值却未予以足够的关注，充其量只是将其作为水利碑和民间水利文献这些海量文献的附属资料”，对此他很不满意，立志必须弥补，因为“‘水利图碑’是一种将江、河、湖、泉等水利开发的渠道、堤坝、水道、航运工程地图等直接镌刻于碑石之上，以便于永久流传和传承利用的特殊文献形态”，即便出于配齐资料品种的工具性考虑也不应该被忽视、轻视，更不要说此类资料的覆盖面及其系统运用，对于水利社会研究方法所具之特殊地位了。
最后，水利图碑对于水利社会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于相比包括文碑在内的一般水利文献，它可以从不同侧面揭示地方社会的结构和水利事件的实际过程，它就是说根据水利图碑，研究者可以发现一些水利文献中不易反映的问题，甚至可以反向思考作为民间文献之一的图碑本身在反映基层社会事实方面的一些特点。本书第六章讨论的清代绛州鼓堆泉域由席村、白村分别刊立的两通《鼓水全图》碑就是典型一例。两块图碑传达的信息非常丰富，都是以鼓堆泉为源头的渠道图以及周边的村落、庙宇、水利设施等，但两碑表达的重点则随立场的不同而呈现差异。作者结合其他文献资料的记载，发现这些差异是席村与白村在鼓堆泉流域不同的成村历史、居民构成和对泉水资源不同利用份额的反映。积累多年而难分难解的委屈、纠结、愤怒和不满，导致两村村民不得不对簿公堂，诉诸法律，而官府的介入结果往往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只能在不影响社会整体利益前提下的“和稀泥”，民间社会矛盾的处理常常就是如此了结的。《鼓水全图》一类水利图碑的特殊功能也就表现在这里。刻成的图碑分别反映了各村的利益，席村图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不论是否识字，人们都可以通过此图对席村在整个鼓水流域中的定位有一个明确的印象”；白村图碑也是如此，“土地争端是白村刊图的直接原因……对官方正式记录的接受也是该图的特点”。作者由此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水利图碑也并非能应对所有争端，图像长于呈现空间，对涉及时间的信息其表现能力是不如文字的”，这可以看作是受制于图碑资料类别的局限和“短处”；二是“水利图碑的出现并非一个水利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博弈调和并产生的公认秩序的产物，而是作为‘最小利益体’的聚落对资源诉求的展现。换言之，水利图碑并不标志着一个水利社会运行秩序尘埃落定的联合声明，而常常是在利用了不同性质的公共权威默许之后才得以刊立，是一个夹带着刊立人‘私货’的单方面宣言”。
最令我叹服的就是以上几点概括。水利图碑之“夹带私货”，更是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判断。此四字不宜作贬义解，若能指出什么是“私货”，当事人刊立图碑时“夹带”了多少“私货”，那是要在洞悉了事件全过程、盘活了全部细节后才能得出的“诛心”之论，岂容我等“吃瓜”人轻易置喙？官方文献可以堂而皇之宣扬政治正确的“公”，地方文献也可以兼而有之捎及小家小我的“私”，没想到高高矗立的威严石碑居然也会在复杂的社会运作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成了当事人“夹带私货”的载体，以至于“由图碑数十年间衍生成的观念、认知和印象撼动了数百年来的传统，甚至能够挑战成文的正式规则”。图碑之能被或应被赋予“证史”重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于此可得充分地说明。
这里也让我顺路想到了与阅读文献有关的一些问题。一般而言，官方文献受统治者地位、立场、价值、利益的支配，常对朝堂之外的社会事务存在一定的偏见或猜忌，更会忽略和省略许多生动的生活细节，甚至会特意或无意地覆盖、抹杀、否认、歪曲与官方观点不相符合的事实。但由于官方文献面对的是范围不可控的读者，因而奉公行事的编撰者会有心理压力而不得不遵守公开的和正式的职业规范。而谱牒、碑刻、契文、规约等民间文献虽有官方文献所不具备的巨大价值，但因其读者范围有限可控，致使身份、目的各异的编撰者“夹带私货”的可能性剧增，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在使用包括图碑在内的各类民间文献时，进行必要的史料鉴别和史料批判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提醒我们阅读方志时要密切关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普遍性，中山大学刘志伟提醒我们拿到族谱时要常常记得“倒过来读”，厦门大学郑振满提醒我们面对地方文献时要尽力理清“地方逻辑”。张俊峰的四字判断也是这个意思，但与诸大佬的“提醒”相比，“夹带私货”论则更实在、更精彩地显出作者对民间社会实际运作内在套路和外在表现形式之间那种奥妙微妙的平衡之深刻领悟。佩服之余，更值得仔细琢磨，好好把玩。
第一，如前所说，图像之“图”与图碑之“图”似乎有所不同。可以“实现视角的创新，达到透过图像看物质文化、社会景观、可视的叙事史的学术追求”的图像，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指人们创作的各种画像、塑像、影像、造像一类通过对所指事物和现象进行摹写而成的作品，其能指与所指几乎是重叠的，只有这样的图像，才能使“我们不仅能看到过去的影像，更能通过对影像的解读探索它们背后潜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种信息”，我们的思路、情绪和认知是可以同这些图像传递的信息发生“短路”、出现火花的；而图碑中的“图”，多为简洁的线性示意图，按本书的描述，就是对水利存在状态的渠道走向示意、水利开发示意、资源情况示意、村落形势示意、沟渠分水示意、族群关系示意、地形分布示意等。如何在这两种性质不同、手法不同的“图”中找到共通的逻辑，使图碑之“图”也能如图像之“图”一样，与研究者产生共鸣，使之成为“认识过去文化中宗教和政治生活视觉表象之力量的最佳向导”，是需要作者在今后的实践中做出示范，并继续探索和总结的。
第二，本书第六章结论中有几个意味深长的问号：“水利图碑是什么性质的存在？水利图碑在地方社会起到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会出现从文字到图像的转变？”这些问题的提出，说明作者已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在以“图碑证史”之前，还有属于图碑本身的“内史性”问题需要解决，就像我们在研究族谱、以谱证史之前，一定会问族谱究竟是什么文献？人们记录族谱的目的是什么？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等等。不问这些前提性问题不行，不认真追问、不表现出自洽的逻辑并得出一个初步结论更不行。
第三，若要真正以“图碑证史”，就要努力做到可用以“证史”的图碑具有系列性、连续性、系统性的特点。要做到这点当然很难，图碑毕竟不是图像，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要求高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也不见得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如席村、白村分别刊立的两通《鼓水全图》就差强人意，约略似之）。要知道写过《图像证史》的彼得·伯克，是用 287幅年代可确定、已完稿的画像（还不包括他掌握的 332款有准确年代的纪念章）才完成《制造路易十四》的。而在写作该书之时的欧洲（1989年），在路易十四的历史形象靠着文献几乎已世人皆知、人们坚信“不存在什么未见诸文字记载的重要史实”（见该书中文版前言）的情况下，作者是需要克服巨大困难后才能勉力做到这一点的。
以上是我读了张俊峰新作后的一些感想和联想，焦点有些散，考虑也不周全，有些内容可能已超出了本书范围。但因为与张俊峰的交情够了，互相间已有充分的默契，所以我一点不担心，他是懂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