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在京举行,278名个人以及22个集体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其中,广东有8人获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何镜堂院士就是其中之一。
9月底一个凉爽的秋日,记者如约来到位于华南理工大学内的何镜堂院士工作室。暖暖秋阳里,满头银发的何镜堂,端坐在通透明亮的玻璃屋中,正和学生认真地讨论着工作。修身的淡蓝色衬衣、黑色西裤,81岁的何院士,依旧精神奕奕。
“只要不出差,我都会在工作室,就坐在这个位置。”两个小时后,送走了两拨重要客人的何镜堂,就着一杯热茶,和我们聊起了他的建筑奋斗历程和人生“三”字经。
上世纪30年代,何镜堂出生于东莞。受哥哥何成基影响,他从小就喜欢上了画画,时常背着干粮和画板,和哥哥郊外写生。
中学时期的何镜堂,非常喜欢数理化,梦想成为一位工程师,又舍不得放弃绘画。老师说:“那你去当建筑师吧,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科学家。”从此,何镜堂便和建筑结缘了。
1956年,何镜堂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他,在1961年成为华工建筑学研究生,师从岭南建筑一代宗师夏世昌,攻读民用建筑专业。
何镜堂学习非常勤奋。1964年,他到北京为自己的论文准备资料时,借到一本对自己论文很有借鉴价值的英文书,因借期只有3天,他便在北京一个小招待所里,不分昼夜抄了3天时间,将一本16万字的书变成了一份图文并茂的手抄本。
27岁时,何镜堂硕士毕业了,成为华工建筑学第一批和唯一一个念完拿到毕业证书的人。何镜堂被分配到武汉一家单位不久,又前往农村去务农。直到1973年,何镜堂到北京与妻子团聚,在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工作的他,主要设计厂房。
“我一直是满腔热情,希望在这个专业大干一场,但我缺少机会。”何镜堂说,那些年,“继续待在北京,还是想办法做自己最爱的建筑创作?”成为他思考最多的问题。
何镜堂坦言,从27岁毕业到45岁,民用建筑梦其实一直萦绕在心头。在北京的日子,他白天上班,晚上去图书馆学习。工作之余,他和同是华工建筑系毕业生的妻子李绮霞常常参加一些建筑绘画、农村住宅设计竞赛等。“拿到些二、三等奖,对我们都是莫大的鼓励。”何镜堂说。
直到1983年,受成立不久的华工建筑设计院之邀,45岁的何镜堂带着全家从北京回到母校。
“我要走一条将设计、研究创作跟教学相结合的‘三结合’的道路。”何镜堂说,虽然那时候的他“一无所有”(没有作品、没有论文),但他悟出了很多做人和做建筑的道理。“建筑不是简单的1+1=2,除了功能,还有文化和艺术的一面,建筑没有100分,但说到底还是要用作品说话。”
回到华工的第三天,何镜堂一家的行李还没寄到学校,设计院老院长就来找他,“他说深圳科学馆正进行招标竞赛,问我能不能参加。”何镜堂说,“我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就是,机会来了。我回来就是想大干一场!”
20天,在熬了最后一个通宵后,夫妇俩将模型做出来了,立刻带着资料坐了半天车去到深圳竞标。“他们速度很快,上午评标,黄昏时就通知我中标了!”何镜堂笑道:“哎哟,这样我的人生打响了第一炮。”
于是,白手起家的何镜堂开始放手奋斗了。“我45岁了,能不能用15年把丢掉的时间抢回来呢?”深知自己起步晚的何镜堂,回到学校就给自己定下了“三到位”——每一个作品必须是精品;必须能成为优秀的设计,能得奖;每个作品都要有学术论文。“从那时候起,我今后每一个项目都按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
就这样,何镜堂用了很短的时间,将自己“丢失的时间”抢了回来。“1986年当研究生导师,1992年升教授,1994年被评为全国设计大师,1999年成为院士,速度很快了。”何镜堂回忆道,当时,他是华工自己培养的第一个院士。
“61岁当了院士之后,我将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何镜堂笑道,就算是院士,也还是要当“运动员”——去建筑实践的一线。
何镜堂带着团队开始研究大学的建设,从2001年浙江大学,到2004年的广州大学城,再到澳门大学……何镜堂带着团队开始参与全国多所大学建设的竞标并中标。如今,被誉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的他,30年来完成了国内200多个大学的校园规划和设计作品。
2004年开始,何镜堂带领团队开始主攻文化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获得了建筑设计界国家最高奖项。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更是让何镜堂和团队声名大噪。“我一直都在研究,要走一个中国特色的建筑创作之路。”何镜堂说。
20年过去了,提出“两观(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建筑理论的他,主持设计了200多项重大标志性工程,引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创作。
除了作品,何镜堂最得意的成果,就是身边的这一批批得力的团队(人才)。多年来坚持的“三结合”道路(设计、研究创作跟教学相结合),让这支享誉国内外的创新型建筑设计团队,保持着创作的激情与活力。
从1987年就开始带研究生的何镜堂告诉记者,经过多年来不断的培养,他的团队目前有4个设计大师、1个院士、9个博士生导师、50多个硕士研究生导师。其中,有20多人获得全国青年建筑师奖……
作为团队的掌舵人,何镜堂强调要有好的创作理论、正确的思维方法、敢于竞争和创新的精神以及团队的和谐。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不怕输,输多了会赢的!”
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2011年,在荣获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后,何院士将所获奖金200万元全部捐出,并成立何镜堂教育基金,牵头各方累计捐赠1100多万元,奖励优秀青年学生以及教师,激励年轻人的学术探索和创新研究。
采访的最后,何镜堂告诉记者,已是81岁高龄的他,如今仍奔走于各建筑设计机构与工地之间,活跃在一线当“三员”(一线创作设计的“运动员”、带团队的“教练员”和学术界的“裁判员”)。他表示,最苦最累最接地气的“运动员”,始终是自己的最爱。
何镜堂:是祖国给我提供了好的平台,虽然我起步晚,但始终没有放弃梦想,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时刻思考该怎样用我的技能专业为国家做贡献。所以,我找到一个正确的办法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最关键的是,我很荣幸能够紧跟国家发展的步伐与需求,与国家同步、与祖国同频、做我们中国特色的建筑创作之路,这样才做出了这一系列的作品。
何镜堂:我最喜欢的有三件作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和我的工作室。前两个作品一个代表的是民族记忆、民族灾难的年代,一个代表着民族复兴的年代。此外,这也串联起我的人生的两个重要节点。而我的工作室,既是我们最喜爱的地方,更体现了建筑的继承与创新。
何镜堂: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特别自豪。这些年,我紧跟时代,我的作品见证了国家前进道路上的重大事件,我在科研和教学道路上取得的每一步成功,都是祖国和时代对奋斗者的馈赠。我的一生离不开国家的培养,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祝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
近日,“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在京举行,278名个人以及22个集体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其中,广东有8人获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何镜堂院士就是其中之一。
9月底一个凉爽的秋日,记者如约来到位于华南理工大学内的何镜堂院士工作室。暖暖秋阳里,满头银发的何镜堂,端坐在通透明亮的玻璃屋中,正和学生认真地讨论着工作。修身的淡蓝色衬衣、黑色西裤,81岁的何院士,依旧精神奕奕。
“只要不出差,我都会在工作室,就坐在这个位置。”两个小时后,送走了两拨重要客人的何镜堂,就着一杯热茶,和我们聊起了他的建筑奋斗历程和人生“三”字经。
上世纪30年代,何镜堂出生于东莞。受哥哥何成基影响,他从小就喜欢上了画画,时常背着干粮和画板,和哥哥郊外写生。
中学时期的何镜堂,非常喜欢数理化,梦想成为一位工程师,又舍不得放弃绘画。老师说:“那你去当建筑师吧,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科学家。”从此,何镜堂便和建筑结缘了。
1956年,何镜堂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他,在1961年成为华工建筑学研究生,师从岭南建筑一代宗师夏世昌,攻读民用建筑专业。
何镜堂学习非常勤奋。1964年,他到北京为自己的论文准备资料时,借到一本对自己论文很有借鉴价值的英文书,因借期只有3天,他便在北京一个小招待所里,不分昼夜抄了3天时间,将一本16万字的书变成了一份图文并茂的手抄本。
27岁时,何镜堂硕士毕业了,成为华工建筑学第一批和唯一一个念完拿到毕业证书的人。何镜堂被分配到武汉一家单位不久,又前往农村去务农。直到1973年,何镜堂到北京与妻子团聚,在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工作的他,主要设计厂房。
“我一直是满腔热情,希望在这个专业大干一场,但我缺少机会。”何镜堂说,那些年,“继续待在北京,还是想办法做自己最爱的建筑创作?”成为他思考最多的问题。
何镜堂坦言,从27岁毕业到45岁,民用建筑梦其实一直萦绕在心头。在北京的日子,他白天上班,晚上去图书馆学习。工作之余,他和同是华工建筑系毕业生的妻子李绮霞常常参加一些建筑绘画、农村住宅设计竞赛等。“拿到些二、三等奖,对我们都是莫大的鼓励。”何镜堂说。
直到1983年,受成立不久的华工建筑设计院之邀,45岁的何镜堂带着全家从北京回到母校。
“我要走一条将设计、研究创作跟教学相结合的‘三结合’的道路。”何镜堂说,虽然那时候的他“一无所有”(没有作品、没有论文),但他悟出了很多做人和做建筑的道理。“建筑不是简单的1+1=2,除了功能,还有文化和艺术的一面,建筑没有100分,但说到底还是要用作品说话。”
回到华工的第三天,何镜堂一家的行李还没寄到学校,设计院老院长就来找他,“他说深圳科学馆正进行招标竞赛,问我能不能参加。”何镜堂说,“我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就是,机会来了。我回来就是想大干一场!”
20天,在熬了最后一个通宵后,夫妇俩将模型做出来了,立刻带着资料坐了半天车去到深圳竞标。“他们速度很快,上午评标,黄昏时就通知我中标了!”何镜堂笑道:“哎哟,这样我的人生打响了第一炮。”
于是,白手起家的何镜堂开始放手奋斗了。“我45岁了,能不能用15年把丢掉的时间抢回来呢?”深知自己起步晚的何镜堂,回到学校就给自己定下了“三到位”——每一个作品必须是精品;必须能成为优秀的设计,能得奖;每个作品都要有学术论文。“从那时候起,我今后每一个项目都按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
就这样,何镜堂用了很短的时间,将自己“丢失的时间”抢了回来。“1986年当研究生导师,1992年升教授,1994年被评为全国设计大师,1999年成为院士,速度很快了。”何镜堂回忆道,当时,他是华工自己培养的第一个院士。
“61岁当了院士之后,我将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何镜堂笑道,就算是院士,也还是要当“运动员”——去建筑实践的一线。
何镜堂带着团队开始研究大学的建设,从2001年浙江大学,到2004年的广州大学城,再到澳门大学……何镜堂带着团队开始参与全国多所大学建设的竞标并中标。如今,被誉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的他,30年来完成了国内200多个大学的校园规划和设计作品。
2004年开始,何镜堂带领团队开始主攻文化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获得了建筑设计界国家最高奖项。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更是让何镜堂和团队声名大噪。“我一直都在研究,要走一个中国特色的建筑创作之路。”何镜堂说。
20年过去了,提出“两观(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建筑理论的他,主持设计了200多项重大标志性工程,引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创作。
除了作品,何镜堂最得意的成果,就是身边的这一批批得力的团队(人才)。多年来坚持的“三结合”道路(设计、研究创作跟教学相结合),让这支享誉国内外的创新型建筑设计团队,保持着创作的激情与活力。
从1987年就开始带研究生的何镜堂告诉记者,经过多年来不断的培养,他的团队目前有4个设计大师、1个院士、9个博士生导师、50多个硕士研究生导师。其中,有20多人获得全国青年建筑师奖……
作为团队的掌舵人,何镜堂强调要有好的创作理论、正确的思维方法、敢于竞争和创新的精神以及团队的和谐。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不怕输,输多了会赢的!”
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2011年,在荣获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后,何院士将所获奖金200万元全部捐出,并成立何镜堂教育基金,牵头各方累计捐赠1100多万元,奖励优秀青年学生以及教师,激励年轻人的学术探索和创新研究。
采访的最后,何镜堂告诉记者,已是81岁高龄的他,如今仍奔走于各建筑设计机构与工地之间,活跃在一线当“三员”(一线创作设计的“运动员”、带团队的“教练员”和学术界的“裁判员”)。他表示,最苦最累最接地气的“运动员”,始终是自己的最爱。
何镜堂:是祖国给我提供了好的平台,虽然我起步晚,但始终没有放弃梦想,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时刻思考该怎样用我的技能专业为国家做贡献。所以,我找到一个正确的办法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最关键的是,我很荣幸能够紧跟国家发展的步伐与需求,与国家同步、与祖国同频、做我们中国特色的建筑创作之路,这样才做出了这一系列的作品。
何镜堂:我最喜欢的有三件作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和我的工作室。前两个作品一个代表的是民族记忆、民族灾难的年代,一个代表着民族复兴的年代。此外,这也串联起我的人生的两个重要节点。而我的工作室,既是我们最喜爱的地方,更体现了建筑的继承与创新。
何镜堂: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特别自豪。这些年,我紧跟时代,我的作品见证了国家前进道路上的重大事件,我在科研和教学道路上取得的每一步成功,都是祖国和时代对奋斗者的馈赠。我的一生离不开国家的培养,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祝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