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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往常逻辑，首先要来一份可以直接设做壁纸或打印张贴的新闻史常考知识点总结。以下所有内容以近年来新传考研试题中的要点为主，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逐一理清相应的考点知识内容。就此，接下来四十来天的复习可以拿着小册子或者自己的新闻史参考书，把这些重要的知识内容逐一过关，尤其是对于那些虽然考察史论却非常吝啬于分数的学校，这些常考、必考就是出题重心——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回报一定是最后考研冲刺期的关键。
与后代的史官记事多修前代之史不同，先秦时期的记史更强调即时性和广泛的传播效果；先秦时期的史官记事既可以将重要的事情记录、存档，也可以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广而告之，且鼓励史官们秉笔直书；战国时期，史官会随行出席一些重大的外交活动，并进行实时的记录，其内容还会广泛传播。
一个政权要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让民众了解各种政令。这就要求统治者要将重要通知广而告之的方法和制度；中国古代最初始的官方通讯文书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商周时期的铸鼎铭文、秦国的竹木刻书、郑国的铸刑书、晋国的铸刑鼎等；战国时期的“檄”：公开发表的文书，主要用于军事活动中对地方的声讨、震慑；先秦时期的邮驿有“置”、“邮”、“传”、“驲”；主要从事政令和军事信息的传达。
“采风”就是“采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遒人”：夏朝设置的一种官吏职务，除了宣传政令以外，专门负责搜集拼命对于政事的看法和意见，以及各种民间情况（官员及百工众人可以歌谣方式向遒人进言）。统治者通过采风一可“观俗”，二可“观政”，从而实现对统治策略和方式的调整和完善。
采风活动由夏商周产生并制度化，然而到了秦始皇执政时期，公众批评受到了严酷的管制，腹议和偶语都被认为是对于皇帝恶意的批评，言论者可能被处以极刑。
乡校既是地方上的学校，也是农村进行一些公共活动，如礼仪祭祀活动的公共场所，也成为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乡校是一个可以搜集舆论、匡正时弊、辅佑政事的重要公共空间。
“露布”属于官文书的一种，其特点是不加检封公开发布，能够产生巨大的宣传作用；露布最初的使用，是作为朝廷公开政令的方式之一；后来，露布逐渐用于军事信息的传递•到隋唐时期，露布被礼仪化（“宣露布礼”），成为军礼的一部分，实用功能缩减至宋朝后，露布更多情况下作为一种写作体裁而出现。
朝廷用来公布重要的官方信息，诸如政令、祭祀、丧葬等国家大事；时局动荡之时，也传达着官方对于某事某人的态度与应对方法；它也被一些朝臣借以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直指统治者的政治得失（“露布上书”）传递军事捷报的下行官文书。
榜，是一种由封建朝廷发布的、以张贴的方式公布信息的传播手段，在汉代后频繁使用；诏书是一种以书面形式向民众传播官方新闻，在汉代开始出现扁书是将律法政令书之于木板，悬在高处公布出来。
邸报的产生和发展，是和唐代藩镇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藩镇节度使在首都长安设立办事机构（称“邸”或“进奏院”），既负责为所代表的地方藩镇呈递章奏，代转朝廷下达的文书，也及时向地方官员汇报朝廷的政治信息•宋朝建立后将唐代的进奏院状改称为“邸报”，后中央设立了都进奏院，取代了原先各洲在首都设立的进奏院，开始对进奏院的业务活动实行统一管理。
宋朝之后的元代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官报发行体制，地方官员主要通过下行的官文书来获取朝廷信息；明代又重新建立了官报的发行体制——不设进奏院，提塘的性质类似于唐宋的进奏院，提塘官由各省选派常驻京师，其工作性质则近似于进奏官；清代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发行“邸报”，其发行环节也与明朝大致相同。清代官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各级政府官员，普通百姓一般与官报无缘。社会上开始出现以私人名义抄传报纸、旨在盈利的民间报房。
唐代：办事机构：进奏院；负责人：邸吏或进奏官；特点：并非中央统一发布的正式官报，而是由地方在中央设立的派驻机构所传发，并不定期；内容多为朝廷动态信息，但在选择上往往考虑地方主官们关注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情报性质；行文上残留官文书痕迹，但已与官文书不同，传发时间早于正式的官文书。
宋代：办事机构：都进奏院；特点：中央发布，统一发行中央直接管辖的官报。宋朝邸报的内容、时效、文风都在统一管理下有了很大的改进，读者对象也从地方藩镇长官扩大到各级行政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封建官报色彩日益增强；“定本”制度，既由中央政府统一审定，审定后的邸报版本再发行，加强中央对传发内容的控制。
明代：办事机构：提塘；负责人：由各省选派常驻京师的提塘官；特点：通政司汇集各类章奏和地方上报的消息；六科收集和发布有关的诏旨和章奏；提塘将这些诏旨和章奏从六科抄出，经过筛选和复制，传发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官绅中传阅。
在北宋时，小报在官员们想了解的信息得不到充分供应的情况下诞生，主要出自进奏官、中下级官员之手；小报内容与官报相近，但在时效性上强于官报。各级官员不仅能在小报上看到及时的朝政信息，还能看到官报还未公开发布的朝廷机事。以官员、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上关心朝廷政事的人为读者对象小报的出现打破了官方对于朝政信息的垄断，成为士大夫知识分子了解这方面信息的重要补充。但是由于小报的内容方面缺乏对于消息准确性的考证，同时还触犯了封建统治者的议论朝政和新闻泄露之禁，因此遭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查禁。
《开元杂报》是指开元年间朝廷媒体分条发布有关皇帝和百官动态的朝政简报，被抄寄外地以使朝廷动态在封建阶级内部更广泛地传播。唐人孙樵在其《经纬集·读开元杂报》中提及他得到并阅读了数十辐简明朝政公报的抄件，并称之为“开元杂报”。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封建官报。
定本制度是指在宋代实行的新闻预检制度，也是中国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定本”是指进奏院将编制好的官报样本送到枢密院中进行审查，这部分通过审查的样本就被成为“定本”，负责刊发的进奏院必须以“定本”为基础发报，不得擅自更改内容。“定本制度”的实施是为了加强对“邸报”传报活动的管理，最终使报刊内容为统治阶级服务。
2.战争前，外国人受到打压，无法在中国办报，只能在周边地区办报，战争后，外国人获得在中国随意办报的权利
1.推动中国新闻事业向近代化发展： 打破言禁制度；带来近代意义的新闻理念和运营理念；培养中国第一批报人（王韬）。
2.加强中国对世界和自身的了解： 对西方世界文化、技术的报道，让“闭关锁国”多年的中国人能以世界的眼光审视和改造中国，推动中国的近代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1.扼杀中国本土报纸向近代化发展： 外人报刊的丰富内容和崭新的形式更能吸引受众，原本的古代报纸缺少受众，逐渐消亡。
2. 其本质是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战争前，大多数外报为英国倾销进行辩护，鼓吹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战争后，为新的落账行为制造舆论，甚至直接参与侵华活动。
英国人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1815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建立了一所印刷所，并与米怜一同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该刊的文章内容主要是直接宣传基督教义，但在宣传策略上却非常注重迎合华人的阅读习惯，处处将基督教义比附孔孟之道。《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每月出版一期，1821年终刊时共出版70多期。
由英国商人安纳斯·美查1872年4月30日创办于上海；《申报》是一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保值。初为两日刊，出至第5期起改为日刊，星期天休刊；《申报》是上海历史上第二个创刊的中文商业报纸，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刊，前后历时77年，记录了从清末到民国近八十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申报》将新闻报道放在首位，陆续在多个城市派驻特约记者，大量报道社会新闻以拓展报道面；《申报》发表副刊性文字，满足旧式文人的需求，开始使用新闻图片，言论上并不完全站在外商的角度，而是营造立论“公道”的报刊形象；《申报》非常重视发行和广告，不仅雇用报童沿街叫卖，还在各地设立分销处来加强外埠的发行工作，并向读者招刊广告；申报馆整合资源经营其他出版事业，如出版我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琐记》，出版以图画为主的刊物《画报）和点石画报》。
《万国公报》前身为以宣传宗教为主的《中国教会新报》，刊发至301期更名为《万国公报》，读者对象从教徒扩大到政界和士农工商各式人；《万国公报》的内容开始以时事为主，不仅报道而且评论中国社会的变革出路，使报刊成为西方国家的舆论工具，不断鼓吹变法，希望中国走上西方列强所希望的发展道路；《万国公报》介绍的西学，内容既有当时先进的科学民主观念，也有具体详尽的科学文化知识。
《万国公报》介绍了很多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外交、文化等方面先进的知识，这些知识成为维新变法重要的思想来源。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关于西学西政的知识，起初都是来自《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广学会的西人译著。
维新知识分子在《万国公报》中看到了文人发挥作用影响政治的新方式，让维新派意识到办报的重要性，以及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可以借用这种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的方式
1853年，伦敦布道会下属机构开始出版《遐迩贯珍》月刊，由麦都思担任主编，注重对西方政治、历史、地理和科技知识的介绍；
1857年，上海第一份中文报刊《六合丛谈》创刊，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伟烈历亚任主编。内容上宣传宗教教义、传授科学知识、提供商业行情、报道新闻信息一应俱全。
《遐迩贯珍》与《六合丛谈》虽未出现明显专文专论自由或自由思想，但是其中诸如《六合丛谈》的国际新闻，报道西方议会辩论，西班牙、奥地利等国许设新闻纸局等，都是从侧面反映在西方的发展情况。
传教士来华传教办报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入侵不断加剧，传教不再是单纯的个人意愿，而是与金钱利益、国家意志捆绑的复杂行为；传教士在战争期间帮助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犯——例如郭士立，不仅到中国沿海港口考察民俗风情和经济情况，还搜集港口航道、海域图甚至军事布防等机密情报，并将这些信息卖给东印度公司和商人。第一次战争期间，他充当英国侵略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参与起草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传教士禆治文不仅充当了美国侵略军的翻译，还参与了《望厦条约》的签订；一些外国人在华所办的报刊通过不断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鼓吹对华战争来助长入侵声势，并通过介绍西方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来劝说中国走上西方列强所希望的发展道路。
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其带来先进的媒介技术、先进的通讯、交通技术；引入现代报刊的办报理念，例如《申报》；作为知识的传播者——“百科全书”；作为意识形态桥梁以及启蒙者。
林则徐、魏源、洪仁玕、王韬、郑观应等人均提出新闻构想。（王韬的新闻思想很重要）
第一批国人报刊数量有限，发行不多，寿命不长。但仍是一次伟大尝试，此外，他们宣扬了近、现代思想，倡导向西方学习，为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起到思想先导作用。
《循环日报》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内容上至国家的内政外交，下至众生世相，其言论情感丰沛、立意鲜明，文章体式短小却能做到微言大义，从香港起步，影响逐渐扩散至内地，形成一种新的报章文体。王韬的办报思想中，最重要的便是“立言”，即主张报纸应该议论时政，使“民隐得以上达”，这是王韬，包括那一代旧知识分子对于报刊“通上下”的认识，还未围绕报纸构建起一个讨论政治或学术的公共空间。
1895年——1898年，全国出版的报刊有120种，80%以上是国人自办，报纸种数增加3倍以上，“报馆之盛为四千年来未有之事”。 国人报刊遍及全国主要城市，冲破清政府的言禁政策，打破外报在华的垄断地位，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
1.甲午战争后，主张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报纸成为其舆论主要阵地，维新派兴办数十份报纸。
国人办报始于19世纪70年代，到维新变法运动前后形成第一次高潮。这次高潮始终与维新运动相伴始终，维新派的政治家大多都参与了办报活动。从地域上看，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突破了早期国人办报集中在沿海城市的局限，由沿海发展到了内地；从种类看，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涌现了一批专业性报刊（例如《农学报》、《女学报》等）。
这次高潮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报刊和报人，提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办报理念，革新了文风，为我国报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外纪闻》是京师强学会的机关报，是维新派的重要舆论机关，前身是《万国公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编，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萌芽。
《时务报》以“域外报译”为主，同时开设言论栏目。主要宣传进化论，倡导学校废科举，设议院，兴民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呼吁捍卫民族独立，该报在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爱国分子中引起很大影响，是维新派重要的舆论阵地。
《时务报》（1896）自上海出版，梁启超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宣扬报刊的“耳目喉舌”之用；《时务报》紧密联系读者群体，创造一种引起思想激昂的气氛，在报刊的公共领域营建公共话题和平等的对话场所，以增加报刊的思想辐射力度和舆论扩张能量；知识分子们围绕当时的热门问题，通过《时务报》这一平台各抒己见，构建起来晚清知识分子群体的公共空间。
1.宣传改良、推进维新的武器：维新报刊向读者进行救亡图存的宣传，提出了关税自主，发展民族工业等主张；《时务报》成功营造了以变法自强为核心的社会舆论，增进了朝野沟通，整合了变法力量；
2.舆论环境的营造：维新报刊打开了变革的缺口，信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报刊舆论对社会思潮的流转、历史进程的嬗递、国民见识的深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舆论监督：维新报刊力图将发自士绅和平民的“民意”传递给当权者，以收集集思广益和舆论监督之效。这一时期的维新报刊开风气之先，打破了民众、报刊不得议论朝政的禁例，敢于冒犯清政府，抨击官员的不检点行为。维新报刊掀起了一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
梁启超是维新派的著名报人，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之一。他曾经参加主编过《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报刊，并形成了时务文体；在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现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并与革命派开展了激烈的报刊论战。
梁启超的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先生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的一生创办了大量报刊，且大多影响巨大，而且其延续发展王韬的政论文体成为了后来最重要的一种文体——时务文体。谈到梁启超，同学们需要要写到的内容是《时务报》的创办（洋务派的喉舌）、《清议报》以及《新民丛报》的创办；其新闻思想（报刊“天职说”、办报的四条原则等）等内容。
20世纪初，革命派与保皇派（改良派）的报刊展开了激烈的论述，论战主要集中在《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历时两年，两派的大规模论战始于1906年。其论战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论战焦点）要不要进行民权革命？要不要实行平均地权？
这场论战最终以1907年《新民丛报》的停刊为结束，结果是保皇派溃败，革命派大胜。经过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但论战中也存在这较多的问题，这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局限性以及妥协性的集中反映。同时，在论战过程中，政论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从辛亥革命及其前10年，中国的民族报刊蓬勃发展，国人办报进入第二次高潮。 11年间全国新办报纸数量共达1091种，特别是1906年预备立宪开始，1906-1911年6年间新办报刊800多家。
1.新闻报道方面，政论时代转向新闻时代： 新闻种类丰富；出现新的报道题材——新闻通讯；加强新闻采访——聘请特约记者。
2.版面编排方面，突破传统条框： 重视标题制作；重要稿件安置于头版头条。
3.图片报道方面，发展图片报道： 一些报纸增加摄影图片的刊登，还出现专刊载新闻图片的刊物，如《诚报》。
4.报刊组成方面，开设副刊： 许多报纸专门开辟副刊，刊登文学作品或休闲性内容，以吸引读者
1.苏报案： 1903年，《苏报》发表的革命言论为清政府所不容，清政府勾结租界迫害报人，迫于舆论最终判处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2年，《苏报》永久停刊。
2.大江报案： 1911年《大江报》刊登批判清政府的短评，引起当局震怒，主编詹大悲等人被逮捕，《大江报》被查封。对新闻事业的摧残和对报人的迫害是言禁的具体体现，但反而有利于制造言论宽松的环境，激励人们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
《大公报》创刊与1902年，在1926年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组成的新记公司接办后，于1926年9月1日复刊。1929年张季鸾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社训，实质上是对“忘己为之大，无私为之公”的报格的拳拳服膺。在独立的基础上讨论公共事务，产生公共意见，并对公共权力进行批判，是《大公报》立志追求的价值。对于《大公报》是否具备批判性，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对“小骂大帮忙”是长久扣在《大公报》头上的帽子。
《苏报》案是清政府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活动的一次。《苏报》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创办人为胡璋；1903年，爱国学生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苏报》增设“学界风潮”和“舆论商榷”两个专栏，用来报道和大造革命舆论，并大力宣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发表在《苏报》上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直呼光绪皇帝其名，成为清政府的口实。判处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2年，《苏报》永远停刊。
《民报》前身是华兴会的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是由同盟会在1905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大型政论时事机关刊物，设有《时评》、《译丛》等多个栏目，至1910年2月停刊，共发行26期。也是在《民报》的发刊词上，孙中山先生首次提出了涵盖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在二十世纪初期，《民报》作为重要的公共传播和文人论政平台，宣传革命派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思想，与梁启超等人代表的维新派报纸《新民丛报》等展开论战，认为要救国，必须要革命，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驳斥了君主立宪观点。同时，《民报》也是首次译载《宣言》的中文报纸，使民主革命思潮不断在进步人士中蔓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革命派的新闻思想主要包括：高度重视报刊宣传的作用、公开承认革命报刊的党派性、党报要重视舆论、重视民意等。业务改进主要体现为：新闻报道质量提升、版面编排里灵活、重视报刊评论写作、副刊的确立、新闻摄影的出现、广告得到重视等。
1. 政党报刊在报业中占突出地位，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有自己的报纸领地，报纸政论的战斗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2. 革命派成了办报的主角，同盟会成立后，报纸在海内外大批涌现，不仅数量多而且舆论上也占到了主导地位。
3. 白话报纸征服了广大读者，办报活动遍布海内外，报纸宣传受到新军、会党、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广泛欢迎和普遍接受。
4. 地域上报纸相对集中在南方，一些文化交通发达、受西学影响较多的城市成为办报的中心。
5. 多数报纸此伏彼起，寿命短，发行量少，旋办旋停。一般说来，出版时间长的报纸影响大，但也不尽然，有的报纸时间虽长但影响不大，有的报纸时间虽短但在当时的影响却很大。如被称为“竖三民”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存世时间不长，但在上海地区为革命派的舆论宣传作出了很大贡献
改良派一直把办报作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方式，在办报主张上比革命派进行了更多理论探讨和思辨，发表论述较多，影响较大。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受到国内外同盟会和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一时成为革命斗争的号角。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惊惧于思想界权威地位的动摇和丧失，企图驳倒同盟会提出的革命纲领，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派认识到，对于改良派的进攻必须予以有力回击，才能进一步推动革命的发展。于是，双方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展开了对垒 10 余年之久的大论战，均以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和打击对方的有力武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最终革命派夺取了当时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此时，大量政论报纸的涌现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惧。从 1901 年起报纸新闻活动越来越频繁，报业与政府、社会、个人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明显，而报业与清政府的矛盾尤为突出。《苏报》案的发生让清政府颇费周折且颜面扫地，因而政府深知对报纸加以限制的必要，于是加大了控制与打击的力度。许多民办报纸，一面宣传清朝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宰治中国的劣迹，一面又声讨清朝推行的野蛮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对清政府造成了监督的压力和颠覆的威胁。“清亡于革命舆论”的说法，尽管很片面，但却足以说明报纸的巨大作用。
为了提高民众的觉悟，唤起民众注意国事，报纸也运用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提供“读者信箱”重要平台，通过信箱复信中对问题从全局的角度考虑，扮演了引导民众参与政治的全新角色。开展民意测验或社会调查较大规模的活动，鼓励民众参与政治讨论。通过报纸的引导，民众的自我意识不断被唤醒，由漠视国事到积极参与讨论政治，民众注重利用报纸来关注革命动态、发表意见、通报消息，接受革命思想。在报纸宣传舆论的启发和向导中，社会民众的文化观念与思想觉悟日益得到提高，参与变革的言论和行动不断涌现。
1. 报刊宣传“浸润”和“煽动”的方法，以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主张，片面夸大舆论的作用和报纸的力量，吹嘘单凭报纸舆论就能改变社会制度。
2. 在“舆论之母”论的提出上，其办报思想打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个人英雄史观的烙印，低估了人民大众的力量。
3. 有些报纸活动编造假新闻，并将“暗杀”手段纳入了启蒙的视野，认为种族政权的更替最后用暗杀的手段来实现。
4. 没有把外国帝国主义当作革命的对象，其宣传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过分强调排满而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5. 过分强调报刊作为政治斗争“利器”的特质，削弱了报纸媒体独特的新闻组合形式和文化负载等其他功能。
民国初年报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0多种，猛增到500种，总销售量达4200万份，北京、上海等地遍布20多家通讯社，被称为“报界黄金时代”。（短暂繁荣）
1.报刊报人地位上升：民国政府的各级机关对报刊活动大都持支持、保护的态度；
2.言论出版自由实现：民国政府废除清王朝颁布的《钦定报律》等压制出版的法令；
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迫害：控制新闻事业，扭曲新闻自由；迫害报人（癸丑报灾）； 报纸数量由500多家锐减至130余家。
4.革新报纸副刊：（1）富有战斗性（2）文化娱乐性（3）注重知识性（4）思想进步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是一场影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就是要通过思想启蒙来改变中国的命运。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展需要言说的公共空间，报刊便是对他们言论空间的开创。“五四”时期的一系列报刊，由于其出发点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很多都充当了自由、开放、多元的言论空间，成为知识分子们畅所欲言、进行讨论的舞台。
《新青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表示•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创办人陈独秀。《新青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陈独秀主撰（1915.09-1917.02）、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阶段（1918.01-1920.05）和中国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阶段（1920.09-1922.07）。
《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是小型政治时事评论保值，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4开4版小型报，栏目新颖多样。前25期由陈独秀负责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鲜明反地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并倾向社会主义。从26期开始由胡适接手主持，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成为宣传实用主义的刊物。
1919年2月改版后的《晨报副刊》、1918年3月创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年6月创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1924年12月创办的《京报副刊》——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潮。副刊一般不负责报道新闻，而是多以文学为主，因此更是成为新知识分子宣扬新文化的阵地。副刊及各类消闲杂志的休闲性和通俗性决定了它们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
这个政治浪潮就是指“救国图存”的维新运动。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于日本，丢了地，赔了款，这奇耻大辱震动了中国社会；随之而来的瓜分狂潮，又大大刺激了人们去思考、探索。中国人觉醒了，要变法，要自强，要振兴中华，成了时代的最强音。一个以“公车上书”为开端的救国运动兴起了。而反映这个政治浪潮的文化事业也随之兴起，其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部分的报刊业，由于它的特殊作用而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正因为这样，新兴报刊业的迅速兴起就势在必然了。
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初步的资本输出，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国内工商经济的发展。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诞生，到中日战争前后，已有了初步的发展。这种经济力量的增长，为近代报刊业的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商经济的发展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其发展不能不外受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内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故此，反对这种内外压力，发展自己的工商经济，就成了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兴报刊业迅速兴起。
以《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为代表的启蒙报刊，一方面以文学文化革命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倡导自由讨论，百家争鸣。另一方面，采用政论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述评形式及时评论国内外大事，同时评论体裁多样化。原有的社论、时评、短论、驳论、编者按语等继续使用，同时一些新的评论体裁得到了发展。例如《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大批报刊都以“述评”为主要新闻体裁，而《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发表短小锋利的时评，又称杂文。
《新青年》大力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同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引起我国报刊文体的空前变革。以往的新闻报刊都是采用文言文，若没有进入学堂学习文言文，不会断句，理解新闻报刊困难重重。因此，当《新青年》大力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同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时，打破了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的垄断，文化不再是知识分子这个精英阶层的人的独占品。报纸不再仅仅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舆论工具，报刊开始走下神坛，走入百姓生活中，自此我国报刊文风焕然一新。
“五四”时期报纸在版面编排以及新闻采写方面发生了变化。在版面排版上，注重头版头条的安排，将国内外重大的新闻置于头版头条，不仅如此版面在形式上呈现多样化，专栏数量上有所增多，同时在拟定新闻标题时也更有考究力争做到醒目。这一时期的报纸还对副刊进行了改革。“五四”之前，报纸并不注重副刊，内容低级乏味，可读性不强。“五四”时期，报纸开始注重副刊，使副刊摆脱低级趣味的性质，转变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影响较大的四大著名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京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这些高质量副刊的出现，给“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所谓新新闻力量，是相对于北洋军阀时期的政党报刊而言的。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宣布“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提出“从事国动，勿囿于政党运动”的口号，注意力不在官吏、贵族、士大夫、职业革命家、个别革命组织，而在一般平民、追求上进的青年学生，立足于思想、文化的启蒙，以求提高国民觉悟。尽管它初创时，“不但支持者少，就连反对的声音也很少听到”，但到1918年末至1919年初，《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创刊后，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就大大改变了，封建主义的牢笼已被冲破，百家争鸣的局面开始形成，新的文化已经有了沛然莫能御之势，这个发展又推动了新闻界更大的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要求社会改造的呼声十分高涨，对社会改造的探索成为时代潮流，不仅大学生普遍办报纸、刊物，甚至连一些天真烂漫的中学生也在自己的刊物上热情洋溢地发言，不仅在新文化运动影响较快的大城市是这样，甚至连内陆的小县城也有人踊跃办刊，一时间，宣传新文化运动，探索变革的刊物骤增至四五百种，空前活跃。
主要是1920年在上海、北京、广州出版的《劳动界》《劳动音》和《劳动者》周刊，这是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早尝试，不能不说是“五四”时期报刊的发展之一。
所谓大报企业化，是指将报纸当作工商企业来办。报纸的政治态度、言论方针、新闻业务、经营管理等，都以是否盈利为轴心。大报企业化代表了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趋向，那就是，报纸要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工具，新闻在报纸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像《申报》《新闻报》两报，在当时，虽然不能在思想界、舆论界执牛耳，但它们在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新闻业务的改革方面，却走在了新闻界的前头。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五四运动是旧思想与新思想的分水岭。五四运动后，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把报刊作为思想启蒙与传播新思想的利，通过报刊传播自己的理念。1915年，陈独秀在北京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许多原来被禁的报刊重新恢复出版发行。
报刊业的繁荣，给五四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充分表达思想的自由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思想与旧思想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新青年》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与封建顽固派的对抗。《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旧思想文化的文章，把思想文化斗争与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代表着中国先进思想的前进方向。五四时期报刊之间的论战是不同的理念的抗衡。因此，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新思想与旧思想的论战是知识分子推动中国进步的一个历史必然，报刊事业在论战中呈现出思想活跃的局面，逐步走向繁荣。
五四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锋相对，无产阶级需要强有力的武器来捍卫和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报刊充当了他们坚实的武器。五四运动中，新文化派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是《每周评论》的诞生。它的出版周期更短，对现实状况的反应也更直接和迅速。新文化派的年长一辈并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的运动，他们抱有启蒙之念，更倾向于坚守思想革命、以舆论批评的方式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变革。
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各地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1921建立中国。
1.内容：主要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文风：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的白线.办刊：借鉴俄国经验和接受帮助
1920年11月7日由上海发起组创办，是最早的党内机关刊物。该刊是中国的第一个党刊，秘密发行全国，最高发行量5000份，是各地小组的必读材料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介绍国际运动的经验、宣传的基本知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中国问题等。《》月刊的创办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中国等工作做好了准备。◽️《向导》
《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是中国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主编蔡和森。该报主要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文章，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群众斗争为主要任务。该报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与反动思潮进行斗争，极大提高了中国民众的觉悟，有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被称赞为“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主要是指1920年前后创办的《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报刊，是由上海、北京、广州等小组发起创办的，主要是为了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诚言事件”是指1925年6月，上海工部局成立了出版处开始出版《诚言》，这是一份帝国主义宣传品，它仿造中国式样、采用廉价粗糙的铅字和劣质纸张进行造谣欺骗、挑拨离间，在公共场所到处张贴。但中国民众很快就识破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把宣传品上的“诚言”改为“谣言”、“谎言”。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刊登了《诚言》，这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怒，在爱国舆论的推动下，两报向全国人民刊登道歉启事。“诚言事件”的破产标志着帝国主义报刊欺骗宣传的彻底失败。
1.概况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创办了一批由中央宣传部出版，实际为人主编或担任主要撰稿人的报纸
2.北洋政府1924年颁布《装用广播无线年，哈尔滨广播无线年出现一批民营广播电台
1.新闻事业的发展（1）加强控制：颁布有关创办报纸、广播的办法和原则
（2）扩大力量：接收汪伪报纸、印刷所，控制上海大报《申报》等（3）中心迁移：国统区新闻事业中心由内地重新迁回上海、南京一带
“客里空”是1944年延安《晋绥日报》连载一部苏联话剧《前线》中一个特派记者的名字。此人善于捕风捉影、弄虚作假，后来就成了新闻中虚构胡编的代名词。1947年，《晋绥日报》发起了“反客里空”运动，对于土地改革的宣传中出现的右倾现象进行了整改。后来这一运动蔓延至整个解放区新闻界。
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是中国党报理论确立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它改版后的业务模式标志着中国党报模式的诞生，它改版后的系列理论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党报理论的形成。《解放日报》改版前存在的问题：版面编排存在不得当、对党的中心工作宣传不力、文风上沾染了党八股风气、某些新闻不真实、文艺栏目内容频发，副刊单调，国内新闻枯燥，为外国新闻电讯的报道充当“义务宣传员”，没有很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实行改版：“贯彻着坚强的党性”、“密切与群众联系”、“洋溢着战斗性”、“是各种运动底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才能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
《晋绥日报》发起反”客里空“运动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倾向•1948年4月，M离开陕北途径晋绥地区时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部人员，并结合此前的报道成绩和问题进行了一番谈话。此次谈话最重要的是阐述了党报理论的核心思想，包括党报的作用与人物、办报的路线与方针，记者的学习和修养等。
特别强调了党报的作用和任务：“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党的办报方针和路线：“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1956年月1目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为开端，开始了这场新闻改革。社论集中从三个方面论述新闻工作改进的方向，一是扩大报道范围，二是开展自由讨论，三是改进文风。在《人民日报》改版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报纸到通讯社、电台，都纷纷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包括使断报道做到“多”“快”“短”好”，开展自由讨论，办好文体节目满足听众需要在新闻业务改革进行的同时，新闻理论研究也在进一步深入。
